城中村改造何以被权力资本操控

城中村改造何以被权利资本操控

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，“绊倒”了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，端掉了整个村干部班子，牵扯了一批开发商。在最近披露的广州冼村旧城改造腐败案中，“宗族大佬把控村务、地产团体低价拿地、政界高官权力庇护”的特点突出，已经形成了“高官庇护、村官出地、房企出资的腐败三角格局”。这1案例中，城中村土地价值的巨额升值成了权利与资本的盛宴。“低价拿地剥夺原住民、高价出售掠夺最大化利润”成为标准的操作模式，中间出现的巨额利润则为内部人所瓜分。这样的腐败“铁三角”之所以能猖獗一时，主要是因为村民自治被排挤。新闻中提到，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委书记时，借“村改居”把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，以至于4000多冼村居民有半数以上成员因在外务工、经商变成了社会股东，没有参与村中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。另外，在冼村，代表村民权利的“股东大会”“村民大会”，被“家庭会”取代。村内一无正常选举，二不开村民大会。本来村官的权力就过大，再加上“村改居”，导致民众自治进一步弱化、行政主导进一步加强。可见，正是由于村民话语权的丧失，才使得腐败“铁三角”由此乘虚而入。村民自治不彰，行政主导“村改居”不受遏制，恐怕类似的城中村改造黑幕将无休无止。还要看到的是，依托行政手段获得公共资源，依托市场手段出让公共资源，则是土地腐败的根源。没有权利为后盾的行政手段参与，这群人难以低价拿地；没有市场化的出让途径，这群人难以高价出让土地。因此，根源在于，公共资源在最初的出让环节就存在“原罪”——权利介入公共资源配置有着巨大的操作空间。因此，要消除土地腐败三角，前途在于加快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进程，使公共资源按着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按着市场供求原则肯定价格及其配置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所有的公共资源，都需要通过这1途径进行配置，在这方面，市场决定没有例外。至于一些公益性的项目，既然为公益性，其补偿就应当通过市场化配置后财政补助等方式予以体现，而不能在配置的初始阶段就人为确定公益性。比如，一块土地市场估价为1000万元，无论公益性还是营利性，都需要支付1000万。但如果是公益性，则财政可以通过定向补助一定比例（比如50%，乃至100%青少年癫痫病治疗）予以体现。现行的做法，一旦被定为公益性，则价格就脱离了市场决定的范围。坦率地说，这种做法极易沦为“名为公益性实为营利性”，也极易为各种腐败打开特洛伊的后门。转型时期，我国各种制度还没有规范，客观上为权力-掮客-商人三位一体的腐败三角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，这已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。对此，既需要加大查处力度，让阳光照进这个领域；更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进程，铲除腐败三角的制度根源。